" 你們" 就是不懂 (轉貼文章)



聯合筆記/「你們」就是不懂

看過高官的記者會、聽過倨傲的滔滔雄辯之後,善良人民對馬政府的殘存期待,若未被土石流沖走,大概也被官員的高姿態撞碎大半。原來,一生順遂、從未吃過苦的「你們」,等了八年重新掌權的政治菁英,「你們」還是不懂卑微人民的心。


父親節,對身處偏遠山林的原住民來說,是災難的開始;沖洩而下的土石流,掩埋了所有對美好生活的想像,斷魂、斷訊、斷糧、斷路、斷了生計,一生的積蓄都在泥水中埋葬。


而你們,遠在台北首都的高官,父親節仍是個不得更改的幸福約會,生活步驟一絲改變不得—理髮的理髮,吃飯的吃飯,渾然忘了公僕對人民應有的政治許諾與承擔。苦民所苦,當真只是執政口號?


這些嚴苛的指責,不僅僅是難忍從災變發生以來的慌亂無措、救援無方,更難忍受的是執政團隊的 缺乏同理心。當一國元首對著外國媒體說出,災禍之大全是「他們」、「他們」不聽話,輕易就把責任全推給了人民。六次「他們」,變成沖過全國人民心上的土石 流,讓人懷疑稱「我們」是「他們」的總統,原來和「我們」並不是同一國?


當總統待災民為「他們」,也難怪行政院高官不羞愧地叩應反駁風雨歡宴的批評,強調假日還「自己開車」到行政院上班,彷彿這是不得了的善行,該當抵過任何責難;更難怪行政院幕僚要高調護主,一句「理髮不行嗎?這什麼世界!」說明「他們」的災難,和「你們」何干!


執政的「你們」別忘記:爾俸爾祿全是「他們」的納稅錢,請把人民當成「我們」。在記者會背法條的馬總統,應該學到「同理心」這一課,法律並非所有問題的答案,至少「人民感受」並不包含在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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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偉雄:如果「薛香川」是一個隱喻…


 

行 政院秘書長薛香川主動叩應電視節目,為「父親節晚餐」一事辯解,引起輿論大加撻伐;「是父親節耶」、「當天第一班的高鐵喔」、「拜託!」等生動的修辭(與 抑揚頓挫的語調),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幾廿年內,成為人們議論「八八水災」之時,與「小林村滅村」荒原景象相對峙的另一頁集體記憶。

表面上看,「薛香川辯辭」讓人憤怒的原因,是「政府公僕」與「當家人民」之間權力與待遇之嚴重不對 稱。照理,高階政務官是一群「以政治作為志業」的願景官僚,他們和一般執行例行勤務、難免消極而不進取的事務官不同,「主動而創造性地介入政務、苦民所 苦」,才應該是其「志業」得以感受到榮耀與滿足之所在。但在此事件中,社會發覺薛秘書長非但沒有「志業」,僅以一般事務官的「朝九晚五」時刻表為其工作標 準,還認為下了班就有了個人自由,因而「加班」便是一種委屈,這般「無苦無愁」的義正詞嚴,對比著人民主人置身大水與土石流中荒茫無助的險境,難怪引人憤 怒。


然而,「薛香川辯辭」讓人聽來彆扭、覺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不愉快,還有另一個因素─對於電視 機前聽到這些語言的「聽者」而言,這些語詞讓我們感受到一種「內行人」對「業餘者」訓話的支配感(「你知道一些詳細的數據嗎?」)、「品味者」對「市井 人」解釋的鄙夷感(「拜託!」、「岳父喜歡福華的番薯稀飯」)、「高位者」凌駕「下位者」的「自慢」式驕傲感(「當天我自己開車到行政院辦公耶……」); 是這些弦外之音,讓大多數的「聽者」都洗禮到一種深深的屈辱感──原來,舒適者與受難者的際遇不同,並非是政府救災能力問題,而是社會位置的「宿命」所造 成的差異。


法國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曾經以「習癖」(habitus)此一概念,來描述一個人其「社會出身的際遇和成長經驗」,如何地在其一生的「每個關頭」(every moment)成為這個人「感受、品味、行動」的基礎。換句話說,某個人不假意識地做出某個判斷、說出某些言語、形成某樣的思維取向,都是反映著他在成長 過程裡,他所處的社會位置賦予他的世界觀的結果。


一九六七年台大農化系畢業,薛香川赴美取得生化營養學博士,接著滯留美國多年,一九八九到九 六擔任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,應該是他倍感驕傲的歲月,因為這段期間台灣電子業的飛快成長,肯定讓他「自我感覺良好」,隨後的黨政高位來得順理成 章,都因他的社會位置(專業科技官僚)恰好對上了台灣經濟轉折。也因此,他會流露出這般過度的自信、深深的自戀(都自己開車去加班了,還不感謝我?)、專 業的不屑,其來有自,換句話說,他是「結構性地」無法苦民所苦。


麻煩的是,如果「薛香川」並不是一個秘書長,而是一個「隱喻」,象徵著政府裡普遍的一種「習癖」,那台灣的未來,可想見的:將是荒謬式的嚴峻。


(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)


(轉貼自聯合新聞網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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